2011年12月10-1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在海口合作舉辦第七屆中挪社會政策論壇，邀請國內外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深入討論“消費主導、民富優先 破題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等關系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課題。騰訊財經、騰訊微博對論壇進行了現場直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在論壇表示，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一個重大的問題，也是收入分配需要重點研究的一個群體，如果這個群體不解決，民富優先基本達不到。

以下為宋曉梧發言實錄：

我們這次論壇的主題很好消費主導、民富優先，這和“十二五”確定的經濟發展轉型有內在的邏輯關系，要轉型就改變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我們投資過多了。中國的收入分配很大，我們現在重點不是怎么使大款多花錢，大款都到海外花錢了，重點是一般老百姓怎么提高消費，普通的老百姓占絕大多數。

收入分配這個題目從“十二五”前期做研究到“十二五”規劃公布以后，討論的非常多，我也在不同的場合做過多次的演講，今天讓我做個主旨演講，我呼吁遲福林院長提出的“讓農民工成為歷史”。這也是我自己一貫提的，但是沒有他提的鮮明。我覺得目前農民工收入是現在經濟社會面臨的突出矛盾和重大問題，先看農民工的現狀，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資料：

2010外出和在本地從事非農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24223萬，其中外出外出農民工由2005年的9809萬增至15335萬。廣東、浙江、江蘇、山東4省占了50%。

占建筑業90%，煤礦采掘業80%，紡織服裝業60%，一般服務業50%。

月平均工資由875元提高到1690元，年均增長14.1%。其中2010年比上年增長19.3%。

接受過各類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0.4%。

全國工會會員中農民工8855萬人。

還有一個數據是根據有關研究材料總結的：

從事建筑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70%以上；

從事城市中苦藏累險工作的70%以上；

工傷事故受害者中的70%；

大中城市外來農民工70%住在城鄉結合部；

城市各類刑事案件中70%發生在城鄉結合部；

刑事案件中涉案人員70%是農民工；

刑事案件中受害者的70%是農民工及其家人。

這些問題說明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一個重大的問題，也是收入分配需要重點研究的一個群體，如果這個群體不解決，民富優先基本達不到。農民工最不滿意的是工資低，農民工的月工資剛才提到一些，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重慶等6個城市最新的調研資料，農民工月工資平均為1720元，62.5%的人月工資在1000-2000元之間。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平均9.19小時，每個月加班時間平均4.79天，通過加班等獲得的工資補貼為511元，占月工資的30%。農民工對工資不滿意的程度達60%，比2006年提高了27個百分點，這值得我們深思。

2008年，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九個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這兩年工資增長較快，但仍然偏低，今年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對農民工的輸入大省浙江和輸出大省四川兩個大省進行調查，浙江農民工最低工資從1994年的200元，提高到2011年的1310元，仍只相當于當地社平工資的37.5%。四川農民工2011年人均勞務7827元，同比增長15.8%，但僅與最低工資標準下限持平，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61元差距很大。且調查表明農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5小時，一周工作6.5天。

現在大家都在研究新生代農民工，我們看一下，這是浙江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情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農民工最不滿意的公共服務提了很多像收入水平、居民生活狀態等，最不滿意的是收入，占60%的農民工對收入水平不滿。農民工需要政府做哪些工作，比如說，政府完善社會保險，在調查里把這個列為第一項，結果農民工選的是工資水平太低。農民工的工資為什么這么低，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比如說，它是由于行政戶籍制度以及與戶籍制度密切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城鄉行政分割所形成的，這是一種分析。還有一種分析，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劉易斯拐點是一種分析。我認為這是兩個轉型的交織點形成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的現象，我們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兩個轉型交織在一起才能形成。像巴西，只有貧民窟，不會有農民工，工作了就是工人。關于劉易斯的拐點，我這里不展開說了，我想說的是不能僅僅用劉易斯拐點解釋農民工工資低的問題，這里我們要看到自己的體制原因，就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阻礙了農民進城，我們的土地制度又拉住它，農民的身份是劉易斯沒有預測到的，我們的農村戶籍制度不是當時劉易斯研究到的，僅僅用劉易斯理論解釋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低是不夠的，要看到我們體制機制上存在的問題，現在總體來看也不是農民工已經有轉移，我們現在農村勞動力占的比重和農業產值占的比重是很不匹配的，如果按照劉易斯的理論應該是農村勞動力所占的比重和農業產值比重大致上差不多。現在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不是總量供求出現關系出現了逆轉，主要是供求結構出現了調整。

在農民工的收益方面，土地收益值得研究，剛才我談的是工資收入，實際上，農民及其土地在一些開發區征地的過程中他們受到的損失相當大，有資料顯示全國的失地農民四千萬，我最近看到的資料是五千萬，農民在土地方面拿到的收益大概是上萬，這樣累計下來數字很大。這個情況對收入消費有巨大的影響。

這里有一個農民土地收益的例子，湖南衡東縣白蓮鎮白蓮村農民的19.3畝地被政府、開發商收購后的收益分配格局：開發商為850萬、政府為620萬、農民為47萬。開發商、政府收益分別是農民收益的18倍、13倍。

現在看來到了一定的階段要充分的審視，由于社會財富不能在公民中合理分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了，只要發生國際經濟危機，訂單減少，農民就會回到農村，現在看來這個問題要重新認識，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過大，而且新生代的農民工是不是要回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年的一項調研顯示: 新生代農民工中，16-25歲的41.4%沒有承包地、36.4%沒有宅基地; 25-30歲的35.4%沒有承包地、33%沒有宅基地。跟原來想象的經濟下滑農民工就回農村，社會也穩定，這個也值得思考了。有些農民工從小就在城市長大，不認為自己要回到農村。愿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回農村定居，而老一代農民工的比例為13.3%。我覺得一些學者有這樣的傾向，農民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太好了，前一階段確實起到這樣的作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發展這個階段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中國社會一個巨大的不穩定的因素。另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也亟待改善，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很少。

農民工這個詞的身份不好解決，單獨評選農民工的優秀人物，成為一個固定的團體，我覺得這么下去的話，就把至少1.5億人的社會群體變成一個社會固定的群體是非常危險的，我覺得很有意思，為什么農民當了干部就不叫農民干部，當了軍人不叫農民軍，當了教師不叫農民教師，當了歌星不交農民歌星，而當了農民就叫農民工，我認為這是一種歧視。

農民工的出路在哪，絕不是把農民工作為一個單獨的群體，方向是讓農民工盡快成為歷史，要想讓農民工盡快成為歷史需要解決幾個問題，一是要真正的落實公民的平等就業權，包括城市居民和農民居民。二是真正實現按勞分配，同工同酬。三是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當然這里面一個比較大的難題是改革戶籍制度與農民的土地政策，最后實行城鄉的統籌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