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庚子之間，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疫情給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重大沖擊，其中養老產業也受到重創。本來面臨洶涌而來的銀發浪潮，養老產業發展就相對滯后，這次疫情更加凸顯了這一問題。統計數據表明，新冠病毒疫情中，老年人的死亡率最高。為防止病毒侵入養老機構，我國采取了十分嚴厲的管控措施，如在一個階段內不允許包括直系親屬在內的任何人進入養老機構等。春節期間不許親人探望，這一平日不可理喻的舉措，在疫情期間得到民眾的理解，并取得明顯效果。應當看到，在這一戰疫過程中，前階段我國養老體系建設以及養老產業發展取得的成果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其漏洞、短板和弱項也明顯暴露。

近10多年來，針對我國“未富先老”、“快速老化”的特點，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明確建立“以居家養老為主、社區養老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不斷加大政府對養老事業投入。同時，以“放管服”改革促進社會資本進入養老服務市場，例如，取消舉辦養老機構的資金規模限制、驗資報告等前置要求，向境外投資者開放養老服務市場投資，并提供國民待遇，將養老機構內設醫療機構的行政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盈利性養老機構改為“先照后證”管理等，優化了養老產業的營商環境，促進了養老產業的發展，但這還遠不能適應我國老齡化的挑戰。

一是截止2018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約2.5億，占總人口的17.9%，其中65歲以上人口約1.7億人，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1.9%。截止2017年城鄉養老服務機構一共24624個，城鄉養老服務床位數320.6萬張，每千人擁有床位數30.9張，沒有達到“十三五”規劃35-40張的目標，更低于發達國家每千人60-100張的水平。

二是養老服務內容單一、服務質量較低，主要停留在基本的經濟供養和生活照料上，如醫療護理、文化娛樂、老年人法律援助等，這些服務在養老市場供給上仍然發展十分遲緩。

三是缺乏專業的養老服務人才，據調研顯示，被訪的養老服務機構工作人員主要由下崗職工和農村務工人員組成，有中級職稱的僅占1%，79%的人員無任何職稱。全國提供住宿的養老機構持證的社會工作師不足萬人，而據測算缺口達180萬。

四是對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的特殊護理嚴重不足，2015年我國養老機構接收失能、半失能老人63.7萬人，僅占全部失能、半失能人口的1.6%。

五是養老服務體系和養老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很大，其中城鄉差距、區域差距過大，有待“十四五”時期著力改進。

此外，社區和機構養老運營成本與普通退休人員的養老金負擔水平不匹配，也是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待遇處于1667—3267元/月區間，而機構養老收費平均約為6000-7000元/月，致使近年來快速增長的養老機構遭遇瓶頸。據民政部2019年一季度統計報表及相關研究資料顯示，有近20%的養老機構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養老機構入住率不到50%，2019年第一季度，全國養老服務總床位數減少約14萬張，其中養老機構床位數減少了4.3萬張，社區養老床位數減少了9.7萬張。

針對上述問題，建議把養老服務體系和養老產業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納入新基建的大盤子，統籌考慮，大力推進。

一是在財政政策方面，應加大對民辦養老機構的保費補貼，進一步加強用于養老產業，特別是老年福利的財政支持，將補貼方式由按床位補貼養老機構改為按入住老人補貼，促進養老機構改進服務。

二是在融資方面，創新金融扶持手段，推進養老機構市場化改革，逐步放開養老機構固定資產抵押處置限制。

三是在土地政策方面，出臺增加養老服務土地配比指導意見，落實養老土地劃撥和配比指標，在土地規劃方面專列年度養老用地需求。

四是在發展規劃方面，針對各地的實際養老需求與供給能力，明確近期與中長期發展目標，避免一床難求與養老床位空置率高并存的現象。

五是明確康養結合的養老運作方式，統籌醫療服務、養老服務協同發展，打通醫療機構、社保機構、養老機構等信息渠道，整合養老醫療服務資源。

六是大力發展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的遠程醫療診斷技術，構建養老大數據服務平臺，以高科技達到低成本。

七是引入社會資本運營公辦養老機構，實行養老機構公辦民營或者共建民營，政府可采取場地租金減免或按人補貼的方式，拉動社會資本參與養老服務供給，提高養老機構運營效率。

老有所養，是古仁人之所盼。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具備迎接銀發浪潮挑戰的經濟社會基礎，在已經初步建立的養老服務體系和養老產業發展基礎上，把短板、漏洞、弱項補上，并與日新月異的高科技相結合，我國的養老服務體系和養老產業發展一定會再上一個新臺階。

來源：網易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