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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林:反內卷與反壟斷

時間:2025-11-06 15:24 來源:新經濟學家智庫

  近日,在新經濟學家智庫組織召開的“走出內卷”閉門研討會上,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國務院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先林發表了題為《反內卷與反壟斷——以競爭秩序重構破解發展困局》的主旨演講。

  王先林談道,當前,“內卷”已成為刻畫社會與經濟運行困境的一個關鍵詞。它遠不止是教育焦慮或職場壓力的代名詞,更深刻地描述了在經濟領域中普遍存在的低水平重復、過度競爭與邊際效益遞減的疲態發展模式。從新能源汽車的慘烈價格戰,到互聯網平臺“燒錢換市場”的非理性補貼,內卷現象正席卷眾多行業,其帶來的并非創新與繁榮,而是企業利潤萎縮、創新動力枯竭、勞動者權益透支與產業升級步伐受阻的嚴峻局面。

  面對這一發展困局,王先林從競爭政策與反壟斷法的視角進行審視,提供了一個破解思路。表面上,反壟斷旨在防止競爭不足,而內卷則表現為競爭過度,二者似乎相互對立。然而,深入剖析即可發現,內卷與壟斷呈現“看似對立,實則共生”的復雜關系,甚至形成一種“雙向強化”的惡性循環。一方面,壟斷力量通過排除、限制競爭,擠壓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迫使大量企業涌入有限的存量市場,從而催生并加劇了“降價搶單、壓縮品質”的惡性內卷。另一方面,長期的惡性內卷又會反哺壟斷:實力雄厚的企業通過“燒錢”進行“內卷式壟斷”,旨在實現“贏者通吃”;而中小企業為求自保,可能形成價格同盟,從而走向《反壟斷法》所規制的壟斷協議。

  王先林指出,內卷是競爭失序的表象,而其本質往往是市場競爭規則的失靈與公平競爭生態的失衡。破解之道,并非否定競爭本身,而是要重構健康、公平、有序的競爭秩序。在此過程中,反壟斷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僅是反內卷的前提條件,通過打破壟斷壁壘為市場釋放新的增量空間;其深層目標也正是為了引導競爭回歸理性,讓企業從“卷價格”轉向“卷創新”,從“拼資本”轉向“拼技術與服務”。具體而言,反壟斷可以從三個層面發揮作用:一是遏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防止“贏家通吃”擠壓創新空間;二是加強經營者集中審查,防止“資本驅動型壟斷”扼殺潛在競爭;三是強化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加強反行政性壟斷執法。

  王先林強調,必須精準把握反內卷與反壟斷的平衡,既要堅決遏制以犧牲質量與創新為代價的惡性競爭,也要警惕借“反內卷”之名行“限制競爭”之實。最終的目標應是通過法治化、常態化的競爭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真正邁向創新驅動、協同共贏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一、壟斷與內卷:看似對立,實則共生

  近年來,“內卷”在經濟領域被廣泛使用,用來描述一種低水平重復、過度競爭、邊際效益遞減的發展狀態。這些現象背后,本質上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消耗戰”:企業利潤被壓縮、創新動力被削弱、勞動者權益被透支,最終拖累產業升級的步伐。

  穿透這些現象的表層,會發現一個關鍵問題:很多內卷的本質,是市場競爭的“規則失靈”——當壟斷或隱性壟斷力量扭曲了市場機制,公平競爭被壓制,內卷就成了必然結果。而反壟斷作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核心工具,正成為破解內卷困局的關鍵抓手。

  而內卷與壟斷、反內卷與反壟斷的關系是復雜的。

  首先需要明確:惡性內卷的本質是競爭生態的失衡,而壟斷正是破壞這一生態的核心變量之一。二者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而是呈現出“雙向強化”的糾纏特征。

  一方面,壟斷會催生并加劇內卷。當頭部企業通過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中小市場主體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在缺乏增量競爭賽道的情況下,大量企業被迫涌入狹窄的存量市場,陷入“降價搶單、壓縮品質、利潤微薄”的惡性循環。

  這看似是“壟斷打壓競爭”,實則制造了另一種內卷:中小企業為求生存,不得不在夾縫中進行更激烈、更無序的價格戰,陷入“越卷越虧、越虧越卷”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惡性內卷也可能為壟斷提供溫床。在長期內卷的市場中,企業為突破生存困境,可能采取兩種極端策略:

  一是通過“惡性價格戰”淘汰對手,最終形成“贏者通吃”的壟斷格局。當所有企業都陷入價格戰,只有資本最雄厚的少數玩家能“熬到最后”,最終實現“贏者通吃”。這種通過“燒錢換市場”的方式形成的壟斷,本質上是以短期非理性競爭換取長期市場控制,是一種“內卷式壟斷”。

  二是中小企業為對抗頭部企業,結成非正式的價格同盟或市場分割協議,形成“壟斷合謀”(壟斷協議)。近年來,家裝、社區團購等行業出現的“低價傾銷后提價”“區域市場劃分”等現象,本質上就是內卷壓力下催生的壟斷行為。

  需要警惕的是,壟斷催生的內卷往往具有“隱蔽性”:它不像傳統壟斷那樣直接“限制產量、提高價格”,而是通過“低價傾銷”“流量控制”“標準壟斷”等方式,讓競爭變成“誰更能熬、誰更能燒錢”的消耗戰。這種內卷不僅傷害企業,更會傳導至產業鏈上下游——供應商被迫接受更低的價格、更長的賬期,勞動者面臨更高的強度、更低的保障,最終形成“全鏈條受損”的負向循環。

  由此可見,反內卷與反壟斷絕非兩個孤立的議題:反壟斷是反內卷的“前置條件”——只有打破壟斷壁壘,才能為市場釋放增量空間;反內卷是反壟斷的“深層目標”——通過重構良性競爭生態,避免市場陷入“內卷-壟斷-更嚴重內卷”的螺旋式下滑。

  二、反壟斷助力“走出內卷”:重建公平競爭,激發創新活力

  反壟斷破解內卷困局的核心在于:通過反壟斷恢復市場的“競爭本質”——讓公平競爭成為創新的土壤,而非內耗的溫床。

  具體而言,反壟斷可以從三個層面助力破除內卷:

  第一,遏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防止“贏家通吃”擠壓創新空間。

  當前,一些平臺企業利用算法合謀、自我優待、屏蔽封禁等手段,限制競爭對手的正常經營。這不僅損害公平,更使得中小企業無法通過差異化、創新化服務獲得市場機會,被迫卷入無休止的惡性價格戰。反壟斷執法應精準識別并制止此類行為,為多元競爭主體留出發展空間。當壟斷者不能再通過非市場手段排除對手,企業就必須回歸產品、技術和服務本身的競爭,這才是推動產業升級的正向動力。

  第二,加強經營者集中審查,防止“資本驅動型壟斷”扼殺潛在競爭。

  近年來,一些企業通過并購快速擴張,消滅潛在競爭者。例如,在社區團購、共享出行等領域,資本推動的并購潮往往以“消滅對手”為目標,而非提升效率。這種“并購式內卷”表面上減少了競爭者數量,實則削弱了市場活力。

  反壟斷審查應更加關注“扼殺式并購”對創新的抑制效應,為新興企業保留成長機會,避免“少數巨頭壟斷-全行業模仿-最終內卷”的死循環。

  第三,強化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加強反行政性壟斷執法。

  內卷不僅來自市場,也來自政策扭曲。“內卷”往往伴隨著區域封鎖和市場分割。一些地方政府為追求短期GDP或稅收,通過補貼、準入限制等方式扶持本地企業,導致“政策性內卷”。可以說,一些地方不當的財政獎補、互挖墻腳、以鄰為壑等的做法加劇了企業之間內卷。公平競爭審查和反行政性壟斷執法是針對地方保護主義的利器。通過破除地方壁壘,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才能實現產業的合理布局和梯度發展,避免“一哄而上、一地雞毛”的重復建設。

  反壟斷應與公平競爭審查協同,清理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各類隱性壁壘。為此,就要強化公平競爭審查的剛硬約束,并與反行政性壟斷執法進行有效銜接。

  三、反壟斷的“度”:既要遏制惡性內卷,也要避免反內卷成為反競爭的借口

  內卷的本質不是競爭本身,而是非理性競爭對競爭規則的扭曲;反內卷的關鍵不是限制競爭,而是讓競爭回歸公平與創新。

  反壟斷作為維護市場秩序的基石工具,正是通過打破壟斷對競爭的壓制,為所有企業提供“靠本事吃飯”的機會——當大企業不能靠“躺贏”壟斷市場,當小企業不必因“不公平規則”被迫出局,當創新者能夠獲得合理的回報,內卷自然就會失去生存的土壤。因此,真正的反內卷不是限制競爭,而是提升競爭的質量。反壟斷執法應堅持法治化、常態化、可預期的原則,避免運動式執法或選擇性執法。

  在反對內卷(“惡性競爭”),同時要保護“正常競爭”。

  其實,反壟斷與反內卷的目標高度一致:都是為了讓市場更有效率,讓企業更有活力,讓創新更有動力。反內卷的直接目標是緩解市場內耗,但過度干預可能抑制正常競爭;反壟斷的核心是維護競爭秩序,但必須為創新留足空間。當前,我們需要警惕兩種傾向:

  一是將“反內卷”簡單等同于“反競爭”,以反內卷之名行保護落后之實。有些企業或行業,以“防止內卷”為名,呼吁政府干預價格、限制產能、協調市場份額,這實際上是在尋求“合法化壟斷”,背離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部分企業將“正常競爭”曲解為“內卷”,以“反內卷”為由尋求政策保護,實則規避反壟斷監管。

  二是將反壟斷簡單化、一刀切,阻礙效率提升和技術創新。例如,大型平臺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我們反對的是濫用支配地位的行為,而非這種地位本身;再如,低價本身是競爭的正常手段,我們反對的是以排擠對手為目的的掠奪性定價,而非普惠消費者的價格競爭。因此,反壟斷執法必須堅持以事實為基礎、以法律為準繩、以效率為導向,避免“一刀切”或運動式執法,防止從“內卷”滑向“僵化”。

  這就要求我們在監管中把握“度”:既要遏制“以犧牲質量、創新為代價的惡性內卷”,也要避免“為反內卷而限制正常競爭”。

  王先林最后總結道,內卷只是表象,競爭失序才是本質。走出內卷,不是要回到低效的平均主義,而是要邁向以創新、質量、服務為核心的高質量競爭;破解內卷困局,不是要否定競爭,而是要重構“創新驅動、公平有序、協同共贏”的競爭生態;反壟斷更不是要“打壓大企業”,而是要讓大企業“在合規中引領創新”,讓中小企業“在公平中實現成長”。

  “反壟斷不是萬能藥,但它是構建健康市場生態的基石。”他表示,唯有通過法治化的反壟斷機制,才能讓企業從“卷價格”轉向“卷創新”,從“拼資本”轉向“拼服務”,從“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共生”。由此,才能推動中國經濟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真正實現產業升級與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