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我們要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高度，正確認識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結合新發展階段的新要求，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一、正確認識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協同發力，這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經濟學的世界性難題。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們黨一直在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中，不斷探尋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到，我們黨對市場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理論上解決了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一個重大突破，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提出“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深化了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通過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決定資源配置，能夠最大程度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同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顯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場作用，而是要彌補市場失靈，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終立足國情和發展實際，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不斷推進開創性探索，擴大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提升市場資源配置的定位;同時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正確處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形成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世界意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形勢下，必須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有效市場作用，用好“看不見的手”，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時發揮好有為政府作用，用好“看得見的手”，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彌補市場失靈，使政府和市場“兩只手”有效結合、相得益彰，不斷增強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生機和活力。

　　二、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關系的核心和前提。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動能轉換呈現諸多新特點，對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提出新的迫切要求。

　　從經濟增長看，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收窄，要求更大程度釋放經營主體活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12年以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勞動力供給逐年下降，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減弱。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導致儲蓄率下調，壓降資本積累速度，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下降。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速，提高潛在增長水平，越來越取決于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就要求在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上，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改變政府配置資源和組織擴大要素投入的傳統做法，矯正要素配置扭曲，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從結構調整看，傳統產業產能接近或達到上限，依靠“鋪攤子”擴大產能推動經濟增長越來越受到供需失衡的制約，要求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提升價值鏈水平。我國重化工業大規模擴張已近尾聲，鋼鐵、建材、有色、石化等傳統行業陸續達到或超過峰值，再像過去那樣依靠“鋪攤子”擴大產能，就會加劇供需失衡，增大產能過剩壓力，導致資源配置扭曲。這就要求在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上，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機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改變政府配置資源和主導結構調整的傳統做法，更加注重發揮競爭政策的作用，通過市場價格調節供給和需求，通過市場競爭形成優勝劣汰，實現經濟總量供需動態平衡和產業結構動態優化調整。

　　從動能轉換看，房地產和基建等傳統動能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而新動能還無法抵補傳統動能的衰減，要求加快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等新動能。2021年房地產市場達到峰值時，新建商品房銷售額高達18.2萬億元，2023年銷售額降至11.6萬億元。2024年前11個月，商品房銷售額下降19.2%，按此推算，全年銷售額可能降至9.2萬億元，形成9萬元的總需求收縮。近年來，雖然新興產業如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設備等增勢強勁，但短期內仍難以抵補房地產調整形成的需求缺口。與此同時，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投資的邊際效益下降，積累的地方債務壓力增大，靠投資拉動增長模式的效能也逐步降低。這就要求在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上，更加注重發揮經營主體作用，弘揚企業家精神，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加快培育新產業、新服務、新業態，引入新技術、新機制、新模式，形成新舊動能有序接續的新局面。

　　進入新發展階段，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必須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規范不當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加快市場基礎設施聯通，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制，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決定要素價格機制;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重點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和企業退出制度。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

　　新形勢下，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從根本上說就是要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當前，我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面臨的一些問題，比如，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要素流動不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等，雖然有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發育不充分、市場機制不完善等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政府對微觀主體干預過多，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應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卻沒有完全管住、管好。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責主要是為經營主體服務，保護經營主體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激發全社會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因此，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最重要的是看市場機制是否有效、微觀主體是否有活力、宏觀調控是否有度。實踐一再證明，政府行為越規范，市場機制就越有效，市場經濟就越有活力。

　　三、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

　　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是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關系的重要目標。

　　“放得活”，“放”是前提，“活”是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實踐證明，只有“放”，放寬準入，放松管制，放活市場，才能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深化改革的過程，也是不斷簡政放權的過程。只有把該放的權力放到位，把應該由市場承擔的職能交給市場，管住看得見的手、用好看不見的手，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放”的主體是政府，政府在放活經濟的同時，需要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和市場監管。但政府的“管”不是什么都管，也不是管得越多越好，而是管好政府應該管、管得了、管得好的事情。無論是“放”還是“管”，目的都是為了“活”。“管得住”是為“放得活”創造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僅要“管得住”，還要“管得好”。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建設市場、尊重市場、信任市場，按市場規律辦事。凡是市場能做的事情，就要盡量交給市場。只有市場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才由政府來管。總的方向還是要堅持簡政放權，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用政府“管”的減法換取市場“活”的加法，切實解決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問題，這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的關鍵所在。

　　把握好“放”和“管”的邊界，就要明確政府在哪些領域“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政府“有所為”，主要體現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加強和改善市場監管，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政府“有所不為”，就是要防止對微觀主體活動的不當干預，不搞地方保護主義，不搞自我循環的小系統。

　　第一，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熨平經濟周期，避免經濟周期性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需要政府進行逆周期調節，以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進入新發展階段，宏觀調控還要根據經濟階段性特征，把握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在注重量的合理增長、保持經濟合理增速的同時，更加注重質的有效提升，把充分就業、物價穩定、金融穩定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注重預期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強與經營主體的溝通交流，增強在復雜局面下引導預期的能力。

　　第二，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近年來，我國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增長較快，但由于歷史欠賬較多，加之政府職能轉變尚不到位，用于公共服務的比重仍然偏低。與此同時，城鄉、區域和不同人群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衡，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有待提高。新形勢下，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要增加財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務的比重，擴大公共服務覆蓋范圍，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凡社會能辦好的，盡可能交給社會力量承擔，將適合市場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務，交由具備條件、信譽良好的社會組織、機構和企業等承擔，推動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多元化，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第三，加強和改善市場監管。近年來，經營主體“井噴式”增長，市場監管“需求”快速增加，但原有的監管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迫切要求從注重經營主體資質監管向注重產品(服務)質量和生產經營行為監管轉變，從以事前審批為主向以事中事后監管為主轉變，從以各部門分項監管為主向聯合聯動監管為主轉變。加強社會信用制度建設，加強各部門信息資源整合和聯動協作機制，同時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提升監管能力。

　　第四，增強科技創新能力。進入新發展階段，制約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是創新能力不足，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對政府而言，最緊要的是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環境。實踐證明，創新生態比創新資源更重要。因為資源是可以流動的，有了良好創新生態，創新資源就會源源不斷地匯聚，創新潛力就會充分迸發并轉化為強勁的發展動力。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環境，需要嚴格的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透明的商業規則，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良好的創投、風投等創新金融業態，優質的教育資源，充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人才供給。只要創新生態環境改善了，創新型企業就會如雨后春筍般不斷生長，新的經濟增長點就會不斷涌現，新的動能就會加快形成。

　　第五，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當前，我國正處在各類污染物排放陸續達峰后的高位平臺期，生態環境對高質量發展的約束強化。必須加大生態環境治理力度，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持續深入推進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制定固體廢物綜合治理行動計劃。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加強重點生態功能區保護，修復重要自然生態系統。推動“三北”工程三大標志性戰役取得重要成果，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設。建立一批零碳園區，推動全國碳市場建設，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碳標識認證制度。

　　總之，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既是重大理論問題，更是緊迫的實踐問題。我們既要用好“看不見的手”，該放給市場的放足放到位，也要用好“看得見的手”，把政府該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讓“兩只手”的優勢都發揮出來，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和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