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抓住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牛鼻子”，發揮好牽引作用，才能以重點帶動全局，引領其他領域改革不斷深入，從而使各方面改革形成合力。只有經濟體制改革牽引力增強了，才能推動中國經濟巨輪在中國式現代化航道上破浪前行。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關系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決定》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進一步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改革目標中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見，《決定》明確了要繼續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也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作用。

　　《決定》堅持問題導向，針對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部署。經濟體制改革是《決定》中份量最重的部分。

　　一、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決定》聚焦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等，對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作出具體部署，強調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激發全社會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首先，在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方面，《決定》提出要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其基本方向是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這“三個集中”體現了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方向。

　　《決定》提出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具有重要意義。把國有經濟作為一個整體開展增加值核算，能夠更好促進國有經濟提高增加值率和整體運行效率。國有經濟總體集中在上游領域，國有企業提高效率對下游行業的企業提升效率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重要影響。

　　《決定》提出推進能源、鐵路、電信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對自然壟斷行業的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當前，制約市場公平競爭的因素既有市場壟斷問題，也有自然壟斷和行政性壟斷問題，但后者對市場公平競爭的影響更大。自然壟斷行業大多存在于上游基礎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改革對下游行業降低生產成本和提升競爭力將產生積極作用。

　　《決定》提出“堅持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當前，最重要的是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公平的產權保護和公平的市場準入機會。

　　在產權保護方面，《決定》提出“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這表明了要平等保護各類所有制經濟產權，特別是要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在市場準入方面，《決定》明確要深入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民營企業進一步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這對擴大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拓展民營企業發展空間、進一步增強民營企業的信心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方面，《決定》提出了一系列新舉措。當前影響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因素，既有市場基礎設施硬連通問題，如符合條件的公共資源交易還沒有完全納入統一平臺等，也有要素市場尚未統一的問題，如全國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尚未形成。在市場基礎設施方面，《決定》提出，建立健全統一規范、信息共享的招標投標和政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采購等公共資源交易平臺體系。把符合條件的公共資源交易納入統一平臺，將大幅提高透明度和競爭公平性。在要素市場統一方面，《決定》提出，培育全國一體化的技術和數據市場。針對數據市場，《決定》提出“加快建立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市場交易、權利分配、利益保護制度”，這對發展數字經濟特別是迎接人工智能浪潮，更好釋放數據要素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潛能具有重要意義。

　　再者，在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方面，《決定》強調要完善產權制度，“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權保護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產權保護范圍不斷擴大，產權保護主體的平等性不斷增進，為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社會財富不斷積累和擴大，人們對產權安全性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對產權保護的強度、范圍、完整性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迫切要求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以公平為核心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不僅包括物權、債券、股權等有形資產的產權，還包括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產權，《決定》提出，“建立高效的知識產權綜合管理體制”，這有利于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造活力和動力。

　　《決定》還提出完善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市場準入制度，企業退出制度等。市場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市場參與者準確披露產品和服務信息，有利于更好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權益。完善準入制度的核心是解決公平準入問題，推進按負面清單要求實行管理流程再造，工作重心從事前審批轉向事中事后監管，這對提升政務信息共享和跨領域跨層級監管能力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完善企業退出制度，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有重要意義。

　　二、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決定》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作出部署，提出的“探索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有重要意義。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存量資產規模越來越大，但在宏觀管理中往往更多關注增量，對存量重視不夠，通過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把增量結構調整和存量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對優化經濟結構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有重要意義。

　　針對地方政府和基層財政困難問題，《決定》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擴展地方稅源，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這闡明了新一輪財稅體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核心就是增加地方自主財力，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推進財力同事權更好匹配。《決定》還提出，“不得違規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這將大幅度減輕地方財政壓力。

　　三、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

　　《決定》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一系列部署，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對傳統產業有成熟的融資支持模式，但在對科技創新支持方面仍面臨科技創新融資需求與金融機構風險要求不匹配的問題。比如，金融機構追求資金安全性和收益確定性，而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具有不確定性。《決定》提出，“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這就要求金融體系進行適應性調整，形成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和融資模式，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進而更好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發揮新質生產力對高質量發展的推動和支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