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中國正處于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而結構轉型升級對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如何把握結構轉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如何以結構性改革實現結構轉型的重大突破?如何以制度型開放推進制度型變革?10月29日，在第88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上，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主旨演講中進行了深入分析。

　　以結構轉型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

　　據了解，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很早就開始關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結構性問題。2000年提出“從基礎性改革轉向結構性改革的判斷和建議”，2016年在《贏在轉折點：中國經濟轉型大趨勢》中提出“以經濟轉型升級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2022年形成了改革研究報告《結構轉型——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

　　2022年的這份改革研究報告明確提出，要以結構轉型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

　　“當前，經濟結構轉型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這是今后十年、二十年實現經濟較快增長的最大底氣。同時，我國14億人口的消費結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為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巨大內在動力。”遲福林認為，我國城鄉居民的服務型消費在未來的10~15年，若從目前的45%左右提升到60%左右，至少將釋放數十萬億元的消費需求。

　　遲福林說，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出發，穩步推進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等方面的轉型升級，深化以結構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由此，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以結構轉型為主線深化結構性改革

　　“我國是一個經濟結構轉型大國。結構轉型既是發展問題，也是改革問題。4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國家計劃為主導的工業化轉變為市場調節為主導的工業化，并且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實踐證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既是一個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優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改革不斷深化、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遲福林認為，推進結構轉型，需要不斷破解政策與體制、短期與中長期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需要不斷化解需求與供給、工業與服務業、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等結構性問題。

　　他指出，當前，我國結構轉型還面臨著許多結構性矛盾與問題的挑戰，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既需要結構性政策調整，更需要結構性改革的突破。一方面，要以穩定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推進結構性政策調整，推動形成更具彈性的經濟轉型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等;另一方面，要推進與結構轉型相適應的結構性改革，形成中長期經濟增長的主動力。

　　具體如何以結構轉型為主線深化結構性改革，遲福林舉例說，補齊關鍵安全領域的短板，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滿足能力，以高質量供給引導和激發新需求潛力;適應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轉型的趨勢，要以服務領域為重點，著力打破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促進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并實現消費與供給的良性循環;適應科技結構升級趨勢，需要深化科教體制、人才管理體制改革，完善企業投入基礎研發的體制機制，明顯增強“硬科技”的國際競爭力;適應城鄉結構轉型，要推進公共資源與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體制改革，完善城鄉基礎設施投入體制。

　　結構轉型將為全球貢獻巨大新增需求市場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具有越來越大的外溢效應。2013~2021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8.6%，超過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14億人口大國的結構轉型，既是中國發展的重大機遇，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大利好。”遲福林指出，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經濟結構。我國的結構轉型將貫穿于實現現代化的全過程，并將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未來10~15年，堅定推進以結構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我國經濟實現年均5%左右的增長是有條件、有可能的。

　　遲福林認為，我國的結構轉型將為全球貢獻巨大的新增需求市場。

　　初步預測，到2025年若在我國醫療健康領域分享20%左右的市場份額，將新增1萬億元以上的業務收入;過去10年，我國累計進口了26萬億美元的商品和貨物，年均增長4.6%。按此增速預測，未來10年我國將累計進口46萬億美元的商品和貨物，是目前的近2倍。與此同時，我國的結構轉型將促進形成更加穩定、多元、平衡、包容的世界經濟格局。他舉例說，過去10年，我國對東盟投資累計達1051億美元，年均增長6.6%;未來10年，我國將進一步增大對東盟等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在共同做大全球經濟“蛋糕”過程中，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

　　以制度型開放推進制度型變革

　　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也需要中國。“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我國作為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經濟大國，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必須以高水平開放統籌發展與安全，以高水平開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遲福林看來，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鍵在于推動高水平開放。例如，需要主動進口全球優質商品和服務，以開放的主動贏得內需潛力釋放的主動;需要更加重視邊境內開放，在高水平開放中倒逼深層次市場化改革，促進國內國際市場順暢聯通;需要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大范圍、更高水平的安全發展，在進一步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補齊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短板。

　　目前，服務貿易已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重點，也成為我國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點。2021年，全球服務貿易同比增長17%以上，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2013~2021年，我國累計服務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6.4%，比貨物貿易年均增速快1個百分點，服務貿易在我國開放型經濟中的地位全面提升。

　　黨的二十大提出“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遲福林說，我國推進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關鍵在于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例如，在健康、教育、信息、文化等領域加快推進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進程，全面落實準入前、準入后國民待遇;主動對接國際先進服務業市場規則、人才標準、發展規制，創新服務貿易自由便利的體制機制;以服務貿易為重點推進自貿試驗區轉型升級，加快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進程，打造服務貿易開放高地。大幅提升我國知識產權、金融等生產性服務貿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全球服務貿易與數字貿易規則談判，促進雙邊、多邊服務貿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