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針對仍然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在“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及“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的重要判斷基礎上，提出了“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的新政策思路。當下，逆周期相機抉擇宏觀調控方式已無法適應我國新的發展條件，從逆周期到跨周期，其實質絕非僅僅是周期性宏觀調控的轉型，而是積極跳出周期思維的轉變。宏觀調控的設計與宏觀調節亦應基于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實踐，落實于我國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治理之中。

　　一、逆周期相機抉擇宏觀調控方式已不能充分適應我國當下階段新的發展條件

　　自1992年以來，我國一直明確地采用逆周期相機抉擇宏觀調控方式。1992—1997年六年期間，采用雙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達成了防止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保持較低物價漲幅、確保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轉入1998年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按照逆周期思路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輔以適當的貨幣政策。在隨后的年份中，一方面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另一方面也通過適度增加貨幣供應的方式開始啟用穩健的貨幣政策。一松一穩協調配合持續到2003年，主要服務于擴大內需目標。2004年起，我國宏觀調控政策轉為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雙穩協調配合持續至2007年，服務于保增長、防通脹的目標。隨著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我國宏觀調控政策轉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雙松協調配合了兩年，主要完成了保增長的目標。2010年，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再次回歸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一松一穩協調配合至2019年，在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下，服務于穩增長、調結構、穩物價、供給側改革等目標，并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后提出“六穩”、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后又輔以“六保”的目標。總體觀之，我國自1992年以來逆周期相機抉擇宏觀調控實踐軌跡邏輯為：雙緊，一松一穩，雙穩，雙松，一松一穩。

　　總結起來，傳統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集中于保增長、穩增長、防通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宏觀調控目標得以實現最為重要的有利條件，恰在于大環境保持著相對確定性。可以說，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之前，我國宏觀經濟層面遭受的嚴峻考驗，更多集中于全球或區域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又因在下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坐擁人口紅利、技術后發優勢、開闊的基礎設施建設空間等，輔以全球經濟增長大背景的加持，經濟飛速增長。這些為我國逆周期相機抉擇宏觀調控，提供了較大可能性與空間。

　　然而，時至今日，整體形勢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特點，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諸多確定性條件幾乎一去不復返，即大環境在長期中、對外與對內而言都將處于不穩定之中，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從發展階段來看，我國已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過渡的關口。應當認識到：國民經濟結構性過剩(而非短缺)已是新常態的要素之一，中等收入群體尚在形成期且特殊的焦慮感問題和增長中的貧富差距問題不容小視，經濟增長新動能仍在蓄力期，而發展中地域、產業、行業等結構性問題還相當嚴峻，對宏觀經濟增長速度的要求已轉為中高速情況下對高質量的追求。國內條件已然發生很多變化，不少方面更趨于不確定。

　　與此同時，外向型經濟隨著全球化逆轉預期和當下進度的雙受挫，一些外部勢力主動為之的去全球化與去中國化已顯山露水，全球以及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可能陷入長期低迷，疫情可能還將加劇這種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決策層適時啟動的從出口導向的大進大出戰略轉為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也敦促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格局的深刻轉變。內外環境之下，宏觀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因素上升，穩增長與防風險勢必成為長期問題。

　　縱觀全局，傳統的逆周期相機抉擇宏觀調控方式的眼界，已然不能充分適應我國當下新階段的發展條件。縱橫捭闔之際，跨周期宏觀調控方式，成為擴展的宏觀調控與治理眼界下新表述的指導原則。

　　二、跨周期宏觀調控的實質是覆蓋多個逆周期過程并以優化結構支持發展后勁

　　從主流經濟學原理的闡釋看，政府宏觀調控是以社會總需求管理為主的干預經濟運行的一種方式，逆周期調節是其基本特征。由于存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需求總是不足的，而政府調控能夠通過對需求總量逆向調節彌補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在熨平周期波動的取向下推動社會實現宏觀經濟供需平衡。這種宏觀調控方式發揮作用的主要時序特點，就在于維持宏觀經濟的短中期平衡，通過逆周期手段連接而成長期宏觀經濟發展狀態的較低幅波動。

　　對跨周期的本質形成認知，初始環節還須從逆周期說起。所謂逆周期的思路簡明清晰：在經濟低迷之時采取積極、寬松的措施進行刺激，而在經濟過熱之時采取消極、緊縮的措施實行降溫，以此來實現降低宏觀經濟波動幅度、推動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目標的實現。逆周期相機抉擇的宏觀調控方式在短中期均衡視角取得其效果后，推進到跨周期宏觀調控思維，顯然就要把長期考慮作為“瞻前顧后”覆蓋兩個或兩個以上周期的擴展版，以求更具預見性和連續性地優化宏觀調控與治理。

　　特別是2020年后隨著新冠疫情的全球暴發以及其很難在短中期內得到完全抑制的緊迫局勢，市場不但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而且更多存在著信息突變且不能及時傳導的情況。此時，若還是按照傳統宏觀調控的逆周期思維方式來做調控，便會形成較明顯的局限性。因為逆周期調控適應于相對確定性的環境，一旦進入不確定性很大的環境，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自身也就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十分需要把調控的眼界擴展到長期的跨周期的更縱深狀態，從而把握短中期不甚清楚而長期看卻可能窺其端倪的確定性因素，做好未雨綢繆的工作。

　　再有，短中期逆周期調控，基本是處理快變量型總量狀態的需求管理，而到了跨周期概念下，需要把調控與治理的注意力和發力點，更多放到長期的、慢變量型的結構狀態的供給管理之上，以結構的優化支持整個發展過程更有后勁，更具可持續性。

　　總之，跨周期宏觀調控的實質是擴展逆周期相機抉擇的眼界而覆蓋多個逆周期過程，在宏觀調控中直面不確定性的存在而以長期視野下的確定性對其加以對沖，并以針對慢變量的結構優化努力，增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三、跨周期宏觀調控設計和調節：優化國民經濟宏觀治理的升級版

　　跨周期宏觀調控的思路和設計要領，既然是置于國民經濟宏觀運行長期視野下的整體布局，內在邏輯便是更好地結合若干個短中期的需求管理過程于一個長期的結構優化過程，在傳統調控基礎上打造更高水平宏觀調控與治理的升級版。表述上，從原來的管理、調控升格為治理，具體可至少從以下三方面考慮：

　　第一，短期問題要納入長期來看。就短期看，容易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利于解決根本問題，即長期還要出問題。當然，跨周期調控絕非可以忽視短期問題，而恰恰是要從根本上來解決短期問題，視野便要更為開闊，以是否利于長期高質量發展著眼，來判定短期宏觀經濟調控的著手點。

　　第二，總量問題要緊密結合結構問題來分析和把握。社會有效需求的短期宏觀調控當然屬于總量問題層面，但是，這一總量問題的表象下卻以治標關聯著結構性問題的深層矛盾與關鍵性治本的實質。跨周期宏觀調控絕非可以忽視總量問題，而恰是要一方面透過現象看本質，另一方面扭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活的靈魂，將總量問題背后的結構性問題找出來、分析透、解決好，切實為經濟長期穩定高質量發展緩解制約、疏通經絡、內外兼修，消除堵點，培養元氣。

　　第三，相機抉擇要更為注重從預期引導入手。傳統宏觀調控的著手點是“見事快”、逆周期，是根據現實景氣判斷在事后作出更關注短中期效果的調控動作。跨周期宏觀調控的著手點，恰恰是以前瞻預測引出先手棋穩預期，是在事前作出的更關注長期效果的調控動作，并且未來以中長期預期引導的過程實現，實際上也是對于短期宏觀經濟而言更具包容性的調控動作。

　　這種升級版的跨周期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治理，需與相關政策互為基礎、互為依托、互促發展。具體可從三方面考慮：

　　第一，經濟指標是經濟發展結果，跨周期宏觀調控應避免本末倒置。國民經濟核算視角下的消費、投資和進出口等經濟指標，究其本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其真正的動能來源，長期發展的動力機制在于正確實施激勵機制從而釋放生產力。

　　第二，跨周期宏觀調控是應對長期不確定性的引領預期思維。宏觀經濟學理論所強調的經濟周期，本質上是利用事后歸因方法所作出的一種抽象總結，在這種理論框架下引入確定性思維之后，是對其沿著規律性軌道前行的可能軌跡的一種揭示各項調控中的宏觀政策，是基于確定性判斷而對于撲朔迷離的非確定性的消解。比之與農業、工業社會，我們已然處于人類變化速度越來越快、內生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的信息社會了。尤其多鑒于此，我們必須擴展逆周期相機抉擇這一理論框架、力求掌握好跨周期全景縱深。

　　第三，跨周期宏觀調控從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入手，為宏觀經濟運行注入確定性，從根本上改善行為預期。穩預期、引導預期就成為今后宏觀政策組合的最重要功能，并依托于以結構性的問題化解支持可持續發展，以長期著眼點完成短期落腳點，以事前行為預期的有效引導結合事后歸因基礎上的相機抉擇，以中短期和長期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助推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高質量貫通發展，在國內國際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形成“為我所調，動態施控”的更多確定性。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